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该条文并未明确指出解除权的行使主体为守约方或违约方，而是使用了“当事人”这一笼统的概念。既然如此，似乎可以将该条款中的“当事人”理解为既包含守约方，也包含违约方。

但是，从立法本意上看，该条文的立法目的显然在于保护守约方的利益。除不可抗力情形以外，其他合同解除法定事由的合理性均在于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造成的守约方利益受损，法律通过赋予守约方解除权从而保障其权利救济的可能性。如果同时将解除权赋予违约方，则很可能造成违约方在权衡自身利弊得失后通过违约的方式轻易地跳出合同，践踏契约精神，与该条文的立法本意背道而驰。

基于合同严守原则和诚实守信原则，实务中传统的判决观点都将合同解除权视为守约方特有的权利。

随着最高院2006年公报案例——新宇公司诉冯某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的出现，上述司法观点开始动摇，部分法院适用《合同法》第110条特定情况下违约方的履行排除请求权判决违约方有权解除合同。

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以公报案例的形式认可了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但对于解除权行使的具体条件以及权利如何行使等问题，始终未有统一的规则。在这一问题上，《九民纪要》并没有直接赋予违约方以明确的解除权，而是规定违约方在特定前提和条件下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现将《九民纪要》针对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观点梳理如下：

司法实务中，如果不存在协议解除或者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一般将实际履行作为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首选方式。《九民纪要》上述规定意义在于，通过在特定情况下赋予违约一方当事人以合同解除权，使双方从合同僵局中解脱出来，同时对守约方因此所受到的利益损害予以充分填补，在充分维护合同各方利益平衡的前提下，为实践中当事人妥善处理合同纠纷以及法院的审理和裁判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判断标准。